策略联盟检察公益诉讼破解劳动者个体“不敢维权、不会维权”

本报记者卢越策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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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市总工会以“检察公益诉讼护航劳动者权益”为主题发布6件典型案例，以法治之力保障劳动者权益。

来自湖北恩施的老向在北京做外卖骑手。他一度有个烦恼：很多小区不让外卖员骑外卖车进入，但自己腿部有残疾，“小区大，我走得慢，容易因超时而收到差评”。

有此烦恼的不只是老向。2025年4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陆续收到残疾外卖员反映这一送餐困境。一道无形的门槛，是否损害了残疾外卖员公平就业的权利？经过初查、公开听证后，通州区人民检察院进行了公益诉讼立案。

日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与北京市总工会以“检察公益诉讼护航劳动者权益”为主题发布典型案例，披露了该案。除了老向忧心的“送餐最后100米”，对于汽修工关心的职业病防护，农民工挂心的工资支付，甚至是快递员、收银员易忽视的热敏纸健康风险，检察机关都以公益诉讼的形式“出手”，以法治之力保障劳动者权益。

畅通残疾骑手“送餐最后100米”

接到残疾外卖员反映的送餐难问题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调查。“我们调查发现，多个小区为规范管理秩序，禁止外卖员骑车进入策略联盟，但残疾外卖员因肢体残疾步行速度较慢，或因听觉障碍无法电话沟通，只能步行上门后当面沟通，容易出现送餐超时、顾客差评、投诉等问题，进而影响经济收入。”该案承办检察官、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副主任李鹏说。

这样的管理机制是否侵害残疾外卖员劳动权益？聚焦这一问题，通州区人民检察院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区残联、残疾外卖员代表召开了一场立案听证会。

“我跟小区保安说了自己是残疾人，也给对方看了残疾证，可保安就是不让我骑车进，我只好慢慢地走进去送餐。”听证会上，一名残疾外卖员讲述自己的经历说，虽然这一单按时送达了，但导致下一单配送超时并收到差评，申诉时却很难提供“时间耗在上一单”的证据。

“就业促进法规定各级政府采取特别扶助措施以促进残疾人就业，听证员们一致认为，小区物业采取的自行管理方式不应与这一规定相冲突，残疾人的劳动权益应得到充分保障。”李鹏说。

2025年6月，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与区住建委进行专题磋商，并邀请小区物业代表参加。磋商会上，有物业代表担心安全隐患，也有物业代表道出困惑，“有的外卖员说自己是残疾人，可没有提供残疾证，就算提供了，也不知道怎么识别真假”。

如何在秩序和权益间找到“最优解”？2025年6月，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与区住建委进行磋商，就优化物业管理模式，在最小程度影响小区管理秩序和居民安全的前提下允许残疾外卖员骑车送餐、借助技术手段实现送餐秩序管理等整改措施达成共识。

目前，通州区已有460余个小区为残疾骑手开放电动自行车准入。为兼顾小区管理秩序，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协同区住建委推动辖区小区免费加装NFC智能门禁，骑手只需用手机“碰一下”即可实现身份登记和门禁解锁。

“检察+工会”协同共治护权益策略联盟

老向的忧心事得到了解决，检察公益诉讼维护劳动者权益的脚步却并未停止。

促推建设工程项目规范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推动企业为建筑工人、快递员及时发放高温津贴，治理企业在招聘中违法设置性别、婚育等限制……“检察机关通过跨部门联动、大数据赋能等方式，聚焦劳动者权益保护难点堵点问题，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推动劳动者权益保护从个案办理向类案监督、向溯源治理延伸。”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祁治国说。

记者注意到，此次发布的多个典型案例聚焦劳动安全防护和保障问题。2025年1月，北京市大兴区总工会依托“检察+工会”法律监督协作机制，向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反映部分辖区内的汽修行业存在职业病防护不到位的情况并移送案件线索。大兴区人民检察院督促卫健部门加强监管，推动辖区6家汽修企业为职工配好劳动防护用品、38家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这是“检察+工会”法律监督协作的典型范例。工会主动介入、多部门协同、企业积极配合。检察机关依托“检察+工会”线索移送机制，通过调取汽修企业数据并发现职业病防治监管盲区，与相关行政机关进行数据共享，推动汽修行业职业病监管全覆盖，助力多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逐步实现了职业病防护的全域、全行业整治。

在另一起典型案例中，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排查发现，辖区部分商家使用双酚类化学物质含量超标的热敏纸，商超收银员、快递员、外卖员等从业人员长期接触可能危害身体健康。该院协同区总工会为8000余名劳动者配备防护用品，同时推动相关行政机关持续加强热敏纸监管协作。

2024年以来，北京市检察机关通过开展农民工欠薪治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等专项活动，办理行政公益诉讼案件125件，为推动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

公益诉讼“办理一案、治理一片”

相比传统的劳动者个体维权，检察公益诉讼有哪些独特优势？劳动者在面对用人单位时可能存在“不敢维权、不会维权”的情况，检察公益诉讼能否破解？

“与传统个体维权主要解决‘点’上的、具体的劳动争议不同，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优势在于，它着眼于维护劳动者群体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致力于解决‘面’上的、系统性的问题。”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于静说。

于静介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开展监督工作。当发现行政机关监管不到位，不特定多数劳动者的权益未得到有效保护时，检察机关可以主动开展监督，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方式，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职。

个体维权通常发生在权益被侵害之后，是“事后救济”，而公益诉讼则更强调“事前预防”和“事中监督”。“我们通过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筛查等手段，能够在欠薪大规模发生前、职业病危害形成前，发现制度漏洞，推动源头治理，保护的是整个劳动者群体利益。”于静说。

在一起农民工薪酬支付保护的案例中，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检察院通过大数据模型发现，部分建筑工程项目存在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开设不规范、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这不仅仅是某一家企业、某一位农民工的问题，而是区域内整个行业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检察机关并没有局限于处理单个投诉，而是将其作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向相关人社、住建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全面履行监管职责。

“这就是公益诉讼‘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典型效果。”于静说策略联盟，“我们通过监督一个违法行为，推动完善一项监管制度，从而守护一个劳动者群体的合法权益，最终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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